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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可以承认，当今世界的某些地区已经获得了康德所说的那种公开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
由，即思想自由。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思想获得自由之后，人类在理性上面还有自由的需求吗?
或者对人类的这样一些群体来说，仅仅就理论而言，自由已经成为过时的要求了吗?与此相关，启蒙
在这个领域也就不复需要了?
自由在理论上也可以分区分为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比如，自由地运用理性能为人带来什么
样的自由?这里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意义的自由。前者如上面所述关涉人的勇气和意志，而后者关涉理
性的充分运用会带来什么样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效果，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理性自由运用的前后，
人的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前面所规定的道的意义上，自由就是持续地探索和建立各种联系的能力。对于一般理性来说，
就是探索、发现和建立新的关联的能力；而对于每一个特定的理性存在者的理性来说，即便重复别人
既已建立的联系，依然是一项新的活动。对一切可能的联系，每个人都拥有去建立的资格。
人们关于知识及其构成的理解的变化，对必然性和因果性的理解的变化，从理论上论证了形而上
学的自由即绝对自由的不可能性。启蒙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表明了最终出路的不可能性。
于是，现实的并且极其重要的自由就只能是实践自由。在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自由问题之中，如
下两点特别地突出了人的自由的局限：其一，由于知识并不具有最终的确定性，以知识来指导自己的
行动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选择。其二，人们时时面临一对尖锐的现实矛盾：一方面，理性与知识的不
确定性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种共识；另一方面，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被束缚在各种各样的规则里——
自然的规则与社会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意义就变成了依规则行事，而规则是由人建立起来
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设计出来的东西。
在现实之中，对于今天的个人，尤其是享有所谓自由民主的个人来说，如何在保持自己特性的同
时而又能够自如地穿行于不同的文化与族类之间，是自由所面临的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自由尚为问题的地方，启蒙就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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